天通股份：拟3 67亿元协议转让博创科技5 27%股份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从秦汉大统一以来，帝皇专制独大，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以人格性的道德连结的方式来教化众民，而以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作为它的背景。当然，对于大陆来讲，单从GDP、从器物层面来讲，不是问题了，但从政治架构上讲还是问题，这和台湾的情况有些不同。

这就意味着，君子的培育不应该成为普及性教育的目标。黄玉顺：我插一句：这方面你写过没有？ 林安梧：写过。这很有意思，就像白酒一样。可能我们的阅读来源不太一样。有人误认为我还是借着西方哲学的语汇说。

诗是志气之兴发，乐是回归。人就在存在之中，就在天地之中，这里有一个实存的相遇，最后是要有生命存在的相遇。3、汉语契约所蕴含的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 由上可以看出契约二字具有相当的互释性，所以《说文解字》：契，大约也，《广韵·霁韵》曰：契，契约等，就是以约释契。

在这方面，黄玉顺教授建构的中国正义论[⑥]提供了直接参考。前文曾指出，由于生活的变迁导致前现代的宗族或家族主体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主体，因此现代契约的订立不再是传统的宗族或家族协议的产物，而是个体之间自愿协商的结果，应体现着个体的主体价值，保障个体自由。第二，我们以汉语的契约与英文的contract对译，实际表明二者的基本内涵虽然不尽等同，但是一定有很大程度的对应性。自由儒学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契约观念及其现代转化研究（17CZXJ06） 作者简介：郭萍，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5]《周礼·质人》也载：掌稽布之书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儒家具有现代性的契约观念和自由观念，反而是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物，而是历经古今之变，不断生成发展着的观念，它们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正是在同步的历史演变中体现出来的。

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之手段亦明矣。据此事实，我们可以作两点推断：第一，契约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儒家概念至今还在使用，这表明由古至今的契约概念都没有脱离契约二字的基本涵义。  [⑥]关于中国正义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黄玉顺的两部著作中：《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2]这表明契是指在龟甲、兽骨上刀刻的记号、文字，用来记数、记事，进而人们也将刻有契文的器物本身称为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契，本以刀判契之称，因之凡以刀刻物通谓之契。

战国后期，士大夫之家渐渐取代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儒家的契约观念也逐步发生了转变。三、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以上虽然是就现代社会做的分析，但从自由儒学的视角看，契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是西方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关系，而且也贯穿在儒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历史演变中。前文已提及信与诚具有很大程度的互释性，简单说来，信就是诚之实。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对国家存在的意义、制定宪法的目的以及具体内容的设计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这都鲜明地反映出他思想中的现代契约观念。

[41]（P971） 这里子驷、子展之所以理直气壮的违背契约就在于要盟无质，也就是说，订约时违背了自身的意愿，因而缺乏公正性。所以，《文心雕龙·书记》曰：契者，结也。

相反，如果在强制、要挟之下签订契约，那就意味着契约仅代表一方的意愿，而不具合理有效性。正是本源之诚造就了主体（不诚无物），同时也源始地决定了主体随时随地的处于交易往来之中。

中国社会大致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当前的个体生活方式。……夫以家族之亲，其頼以久相结而不解，尚必藉此契约，而况于邦国乎。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一、儒家语境中契约概念的一般涵义和基本特质 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契约视为一个现代的、西方的概念，但诸多存世文献、儒家典籍以及相关研究成果都早已证明儒家语境下的契约概念既不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名词，而是儒家自身古已有之的概念。现实生活中，自由作为一种根本的价值诉求，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总要落实为各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而自愿协议、责权对价的契约特质本身也属于一种现实的自由权利，这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可，并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自由权利被各国正式写入法律，也即契约自由，其内容主要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契约观念实际地铺就了现代自由之路。

据此推知约有结绳之意，而这代表着一种比契刻记事更久远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而任何主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造就，即如俗语所说生活造就了‘我，但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变动不居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体必然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转变，由是自由观念和契约观念也会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演变，[26]且根本上总与其当时代的社会主体价值相一致，这不仅意味着二者具有历史演变的同步性，而且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⑤]在经验生活中，交易往来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主体的利益，因此利是契约观念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此限于篇幅不做具体阐释。当然，这种债务关系在契约订立之后才具有强制性，而在此之前，承担何种债务都是在双方协商之下自愿接受的，绝非强制的结果。

这意味着强迫或要挟其中一方而签订的契约，都不符合公正性原则，自然也就不具合理有效性。（二）儒家语境中契约的基本特质 基于契约在儒家典籍中的一般涵义，以及保留下来的传统契据实物，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语境中契约的基本特质。

利并不单纯指物质利益，而是代表主体生活和发展的各种现实需求。这根本是在于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都是一种主体性观念，也即都以主体的存在为逻辑前提。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34](P504) 这里他明确指出订立契约的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个体自由，显然已经截然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契约观念。

其实协议本身就表明缔约不能出于强制，而是双方自愿进行协商的结果，体现着双方共同的意愿。（三）契约之设制：以知定约 契约最终要形成一套可操作性的规定，并以文书合同等形式保存下来作为凭据。

总之，儒家认为，订立契约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本身显发出来的交往共识和交易默契，也就是义，其体现为正当性与适宜性的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知礼。

[⑤] （二）契约之原则：以义立约 立约包含两个层面契约的订立：一个是指根据既有的制度规范来立约（例如各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这种立约行为本身需要遵守某种更根本的契约，最终是以原始契约的订立为前提。[40]（P272）这就是说，立约本身的正义是衡量契约具体条款和执行程序是否正义的前提。

[27]其中，在宗族和家族的生活方式下，人们以血缘宗法的宗族、家族为基本单位来组织社会生活，个体不具有独立价值，群体性的宗族或家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13]（P98） 而作为复合名词使用的就是契约，这种用法一直保留至今。孔颖达疏：契，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

（四）契约之兑现：以信守约 立约、定约都是为了确保双方守约，唯有守约才符合契约正义的原则，所谓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42],异于约则谓之不宜[40]（P496）。朱熹集注：约，要结也。

其二，订立契约可以去私、塞怨，通过明确双方责权可以有效地避免争讼，所谓以质剂结信而止讼[6]，而如果制契之不明则往往容易导致双方纷争，所谓凡斗讼之起，只由初时契要之过[2]。不仅如此，由于任何自由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建构社会制度和法规才能得以保障，而契约说正是理论界公认的一种法的起源学说，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实质都是运用契约观念而达成的某种契约。

如： 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37]众所周知，儒家所理解的生生不息乃是天地交往化育的状态。